普普通通的丝袜，在她的手里绽放出朵朵“鲜花”，这不仅是她的爱好，更是她感恩回报社会的心愿。

9月的某个早晨，薛春琴拿着一支玫瑰式样的丝袜花在手里反复端详。阳光下，丝袜花仿佛散发着比玫瑰更醉人的芳香。薛春琴艰难地抬起右手，费力地用手指夹牢丝袜花的底座，她想再修整一下丝袜花的花瓣。又是一阵阵的麻，右手没有握住这朵小小的玫瑰，塑料底座一下子划破了薛春琴的手掌。站在旁边的樊惠民看着自己的妻子，已经三天了，薛春琴自打接到做200份手工礼品的任务，每天一早便坐在家里不停地做着丝袜花。樊惠民有些心疼，何况自己的妻子从小患小儿麻痹症，右手和下肢都有严重的残疾。

丈夫痴情非她不娶

薛春琴和樊惠民小时候都住在上海共和新路的一条老式弄堂里，是门对门的邻居。石库门房子，邻居之间走动多。薛春琴和樊惠民又都在附近的同一所中学念书，所以两家的关系非常亲密。现在薛春琴和丈夫回忆起那段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学生时代，都觉那种甜蜜浓得化不开。

薛春琴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，右手和下肢萎缩。所以，樊惠民总是很照顾薛春琴，每天上下学都和薛春琴同进同出。薛春琴下个楼梯，上个台阶，樊惠民会细心地扶一把，保护一下，像照顾妹妹一样照顾薛春琴。时间久了，情窦初开的樊惠民对薛春琴有着蒙蒙胧胧的好感，总是想见到她。老房子里的左邻右舍们看到这些情景，都笑着说他们是标准的“门当户对”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樊惠民的父母早年离异，他一直跟父亲和祖母生活。樊惠民的祖母看到孙子总是与薛春琴在一起，便极力阻挠。老人的想法也很简单，孙子是个健全人，找个健健康康的孙媳妇还不容易，何必找个残疾人，如果生个孩子再有什么问题，樊家的香火怎么办，所以绝对不能让他们谈恋爱。可樊惠民独独看上了残疾的薛春琴。

那些天，只要樊惠民和薛春琴一接触，祖母就上前阻挠，说什么只要她活着就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孙子讨个残疾媳妇之类的话。在祖母的干涉下，樊惠民有些犹豫了，为了不让祖母伤心，那扇懵懵懂懂间刚刚开启的爱情之门只得关上了。薛春琴是个细心的人，樊惠民的犹豫她当然觉察到了。

其实，薛春琴也希望樊惠民能够能找一个比自己健康的贤惠女子。那天，薛春琴找到了樊惠民，一见面，她就开门见山地对樊惠民说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，说完，扭头便走。樊惠民一下子愣住了，看着步履蹒跚渐渐远去的薛春琴，樊惠民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似的不知所措。其实，薛春琴也不好受。当她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樊惠民时，泪水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从学校毕业，樊惠民去了职业学校读书，而薛春琴去了街道办的饭店里工作。也算是为了摆脱樊惠民的影子吧，薛春琴和一个刚刚结识的工人，匆匆地结婚了。

薛春琴结婚那天，樊惠民去了南京。他整理好背包，推开门，看到对面薛春琴的家门上贴了一张大红的喜字，一种莫名的情感涌上心头，是嫉妒还是羡慕？是高兴还是伤感？那个血红的喜字像烙铁一样，深深地灼刻在樊惠民的心上。在去南京的火车上，看着车外，樊惠民已是满脸泪水。樊惠民觉得自己能够逃离这块伤心地。真的能做到吗？地理坐标上的远去，并不代表爱的逃离，因为樊惠民的心还是属于薛春琴的。有人说，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但对于樊惠民来说，时间就像魔法师，它把自己对于薛春琴的爱酿成一杯烈酒，喝下去，半梦半醒之间，脑海中满是薛春琴的影子。

樊惠民毕业后，留校做了老师，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很多人给樊老师介绍女朋友，樊惠民也见过几个，比薛春琴漂亮的，不如薛春琴和自己谈的来；比薛春琴活泼的，不如薛春琴体贴人。总之，薛春琴的身影始终在樊惠民的心里，他对别的女孩子总感到不够称心满意，也就搁下了自己的婚姻大事。

因为当初是匆匆忙忙结的婚，薛春琴与丈夫性格不合，难以相处，4年后他们离了婚。薛春琴独自带着和前夫生的儿子。从此，薛春琴和樊惠民各自单身，度过了10年漫长的岁月。对曾经的那份爱恋，他俩都把它深藏心底，但又难以掩抑。

因为他们住的老房子是好几家共用一个水龙头的，有时候，樊惠民把脏衣服放在水池边等下班回家洗。但晚上樊惠民想到要洗衣服的时候，找来找去，怎么也找不到脏衣服。转身离开时，这才发现薛春琴正倚着双拐站在水池边上洗着自己的衣服。

有情人终成了眷属，1994年，薛春琴和樊惠民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。结婚那天，夫妻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办了5桌喜酒。婚房设在薛春琴家里，9平方米的婚房，就只能放一套组合家具，非常简朴，但两个人心中充满了幸福。

就在他们结婚的那年，薛春琴所在的饭店要搞承包。薛春琴想如果其他人承包，自己一个残疾人肯定会给别人添麻烦，还不如自己搞承包，反正赌一赌。于是，薛春琴和丈夫商量，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再加上家里的亲朋好友支援一点，总共8万元，夫妻两人把饭店给承包了下来。

婚后，两颗心贴得更紧了。1997年，38岁的薛春琴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，住院10天，樊惠民特地请了10天假，天天陪在妻子身边，晚上，铺条席子，睡在薛春琴的床边。起初别人还以为他是请来的护工，后来大家都为薛春琴有这样的好丈夫而感动。

承包饭店结善缘

薛春琴做了法人代表，承包那天，她给店里所有员工开了一个会说，如果你们不嫌弃一个残疾人当你们老板，你们还想在这里做下去的，可以留下，如果不想做下去的，她负责发放安置费。结果有4个老员工留了下来，薛春琴又从劳务市场招聘了6个外地打工者，就这样，饭店开始正常营业了。

薛春琴待员工不薄，1994年，她就给员工开500元的基本工资，还不算奖金，那个时候坐办公室的人也不过三四百元的收入。薛春琴说自己一个残疾人，搞饭店其实都是靠大家帮忙支撑，能赚钱，员工自然要得利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饭店经营得不错，一天得营业额可以做到4千多元。

薛春琴一直说她开饭店其实没有赚到多少钱，不过她通过饭店结下了很多善缘。当时饭店里有一个安徽小伙子是配菜工，才28岁，查出患上了淋巴癌。老婆赶来上海照顾丈夫。小夫妻在上海无依无靠，薛春琴给他们安排了房子住，虽然只是饭店旁边6个平方米得小间，也算是让他们有了安生的地方。

薛春琴和丈夫在开饭店的时候开始资助一个南通小女孩。小女孩和奶奶一起生活，薛春琴夫妇除了定期给她寄学费生活费外，每年还把女孩子接到上海来待几天。回去的时候，总是帮小女孩里里外外换一身新衣服。就这样小女孩如今成了大学生。前段时间，女孩子给薛春琴寄来一只口红，说这个是她用自己发表在南通日报上一篇文章的60元稿费买的。那篇文章是写薛春琴的，标题是《我的妈妈》。